刘利刚：中国经济如何重回“内平衡”

世界银行在中国**前发布的《中国2030》报告，其时点的选择耐人寻味。在这份长达468页的报告中，世行表示，如果不推行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的“再平衡”，中国将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在若干年后出现经济的快速减速。

“再平衡”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热点词语，相信在本届**上，关于“再平衡”的讨论也将如*如荼。

这样的讨论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中国经济需要的是“内平衡”还是“外平衡”？

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发展，其中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被认为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加入世贸组织大大降低了中国的**风险，从而降低了**贸易的成本，并由此推动了出口行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外贸顺差的大幅增加。

到了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GDP的7%，这让很多人开始相信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贸的推动。
这样的说法似乎很正确，但事实上，很多人忽视了此前**在内部改革上所做出的重大改变。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和金融系统改革，并通过“裁退冗员”和“剥离资产”等方式，对整体经济结构进行了由上而下的清理，这些为整体经济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加入世贸组织则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因此，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的高速发展，是内部调整为基础，并与外部调整协调并进的过程。

在本轮经济“再平衡”中，笔者认为，中国经济需要的，也仍然是“内部再平衡”，并以此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基础。
作出这样的判断，并非**靠历史经验。从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分析，更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到2011年底，投资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0%，而与此相比，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从1990时代的60%，跌落至50%下方，刨去**消费的10%，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滑落至40%以下的水平。

对比我们的亚洲近邻日本和韩国，其在经济*高速成长期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也从未超过40%。与此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70%，英国超过60%，即使以储蓄率高**的日本，其消费占经济的比重也将近60%。

从产业结构考虑，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目前，**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至10%，第三产业占比为40%左右，第二产业则长期保持了50%的经济占比。

在第二产业中，与投资高度相关的重工业占比达到了70%，我们也因此看到了各地纷纷上马的钢铁、建材和水泥等支柱型产业，随着这些产业的发展，中国开始大规模进口大宗商品。

中国从2004年至2011年，铁矿石和原油的进口分别上升了13倍和60倍，“中国需求”也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的疯狂上涨，以石油为例，中国的石油消费在过去10年中增长将近1倍，但**石油价格上涨却将近250%，铁矿石更是出现了数十倍的价格上涨。

一份统计显示，如果在未来10年中，中国仍然保持目前的大宗商品消费增速，那么到2020年，世界的原油供应必须再增加一个目前沙特的生产量，而沙特是世界上*大的原油出产国。

环境污染则是另一个“阿喀琉斯之踵”，此前的PM2.5之争看似是一个环保标准之争，但本质上却反映了中国民众深切的环境诉求。
统计显示，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过去的10年中翻了一番，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1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人均碳排放量*大的国家。

支撑投资高速增长的，是过低的利率水平，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高仅为2%，这与投资的回报率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别忘了，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在将近一半的时间内，保持了实际负利率。

利率水平过低，不仅推升了投资的增长，也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大面积投机。本届**力推的**房建设，则是对这种投机的一种无奈选择。

伴随着利率水平过低，中国的整体银行信贷也保持了长年20%以上的增速，这推动了大约18%左右的名义GDP增速。

当然，为信贷提供**的，是中国50%的储蓄率，然而，分行业来看，中国的高储蓄率并非由普通家庭推动，其推手是企业储蓄——中国的企业储蓄率在过去的10年中几乎翻了一番，而家庭储蓄率却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进行投资，并将收益再次放入银行，银行选择再次将钱贷出，鼓励企业和**投资，依次循环。

在这样的过程中，普通劳动者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收入，中国将近2亿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其工资水平却长年缓慢增长。直到近年，中国开始出现民工短缺问题时，其工资水平开始快速上升，并超过企业利率的增速，这样的一种循环，也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部分失调”。

转向外部，在本轮**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从高点大约下降了5个半分点，至2011年年底，占比为GDP的2.1%。如果发达经济体仍然保持目前的颓势，加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将很快出现贸易的“基本平衡”。

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也有利于中国外贸账户的“再平衡”，我们的测算显示，在劳动力成本保持不变的情形下，中国如果能够在未来3年内实现平均6%的人民币升值速度，中国的贸易顺差将降至1000亿美元下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经济体来说，这样的水平基本可以认为是“平衡状态”。

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也一直为很多人诟病，认为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桎梏，但事实上外汇储备只是不平衡问题的累积，并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投资平衡表显示，中国目前的净**投资头寸将近2万亿美元，如果能够好好地对其进行利用，其能过对中国的“再平衡”提供很好的基础。

上面的分析显见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根本上需要的是“内部再平衡”。

笔者认为，中国需要从多方面来推动“内平衡”的发生。

首先，中国需要建立广泛的社会**体系，以减少“预防性”储蓄，并为消费增长提供动力，中国**的手中拥有巨量的资源建立这样的**体系，，这包括大量的国有资产以及长年累积的良好的财政基础。短期来看，国有企业应该向民众转移更多的红利，以此减少企业的过度储蓄，长期来看，私有化部分国有资产对民众分配，也可以作为政策选项之一。巨额外汇储备的收益，也应该向民众进行转移。

与此同时，中国应该继续深化2009年开始的医疗改革，并建立更具有覆盖性、**程度更高的全民医保制度。

土地所有制改革也应该被推进，其核心是将集体土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在这样的过程中，农民的权益应该被充分**，并以此来推动整体社会消费的增长。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则是降低目前过高的所得税边际税率，以此来鼓励税务申报，减少税务偷逃等现象，以此来强化纳税人意识。

“去监管”也应该在更多的领域推开。这包括很多国有垄断行业，这样的改革能够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并通过增加市场竞争来增加经济体的活力和韧性，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服务行业，也能够推动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改革，则有利于更好地配置金融资源。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应该以内部改革作为基石，外部需求不振，事实上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改革的催化剂，只有更加具深入和更有决心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更多资讯请关注3158财富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