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风雷》从创意到出版

陈登科的长篇小说《风雷》(**部上、中、下三本)50多万字，描写的是淮北平原上一个贫穷落后的黄泥乡的农民，在土改之后的1954年冬到1955年春，在战胜自然灾害，粉碎阶级敌人破坏阴谋，逐步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故事。

《风雷》之创意，缘起1948年的淮海战场

周军在《陈登科的爱与恨》中写道：淮海战役炮声刚刚打响，***华中分社组建淮海战役支前分社，登科和我奉命参加这个分社。在那血与*的战场上数十日的采访中，我第二次看到登科泪水满面(**次是1947年秋，在苏北*毅牺牲地)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我俩跟盐城县农民担架队，将前线*救下来的伤员运进一个包扎所，途中一个伤员在担架上语调不清地喊“冷、冷”，抬担架的一个四五十岁的老贫农，忙脱下土改中分得的棉袍，给这伤员盖上又跑步前进。登科见这老贫农身上只剩下一件破单褂，随即脱下大衣披在他身上，但那老贫农又推落在地上，连说自己跑路不冷。走了一段路，那伤员说要解**，老贫农又取下腰间的搪瓷碗送到伤员的**下，不料伤员连声地叫娘喊冷。老贫农慌忙取出搪瓷碗，双手捧着在胸前暖了暖，暖和起来伸进伤员的被窝，解决了这个难题后，刚刚继续前进时，***一架飞机俯冲下来，机枪在我们头上来回扫，伏在伤员身上的老贫农，胳膊和左腿中了子弹，鲜血染红了他的褂裤，那安然无恙的伤员搂着老贫农，痛哭失声地喊着：“爹，我的爹!”登科一边忙着给老贫农包扎，一边热泪盈眶地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总有**要将他们写进小说，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

《风雷》初名《樱桃园》，孕育于1954年的颍上和太和两地

陈登科生前曾对笔者说，《风雷》开始思考酝酿地点就是你们阜阳地区颍上县和以盛产樱桃而闻名于世的太和县两地，当时曾起了个名叫《樱桃园》，后因与**契柯夫的一篇作品同名，便没用。此一史实，鲁彦周先生于1985年也向我作过证实，并写成《愿淮河乡土文学繁荣发展》一文指明：我的处女作是一九五四年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写的就是此地。那是五十年代，我和登科同志到这里(阜阳)来，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到戴厚英、阿红同志的家乡颍上县刘郢子乡。这里我公布我们文学史上的一个秘密，那就是陈登科同志的《风雷》孕育于何时?后来的大批判，都是胡说八道，毫无根据，我是历史见证人，这部作品*早孕育在颍上县的刘郢乡。当时，是我们两个一道来采访的，又有一次，我们两个在太和县。陈登科同志的《风雷》*早的名字叫《樱桃园》，这名字在太和县产生的。我们都知道太和县盛产樱桃和椿芽。

1956年《樱桃园》改《寻父记》，1963年定稿为《风雷》

时任长篇小说《李自成》(**卷)、后来又任《风雷》的责任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在“风雷的旋风”里回忆道：1956年夏，陈登科来京出席党的八大代表会议，住在前门饭店，接到电话，我就去看他。他对我说到构思一部长篇小说的梗概：一个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被抬担架的老农冒死救出的战士，抗美援朝回国后，当了连长，要求到地方工作。为了寻找、报答那位老农救命之恩，选择了淮北地区，带头创建农业合作社的故事。书名叫《樱桃园》。我说契柯夫有个剧本也叫这个名子，改改吧，他说，那就干脆叫《寻父记》。不久大跃进起来了，中青社“放卫星”，我就报了十部长篇，柳青、梁斌、杜鹏程、王汶石、陈登科等人的大名都列在上边。三年后，张羽同志去合肥，回来带了本《寻父记》的铅字印稿。我们社**认为《寻父记》是写农村阶级斗争题材的，正合当时形势需要，社里就决定作为**书稿，下大力抓。于是，立即发电报请登科来京，社里一再让我当责任编辑我力辞不了，只好投入工作，我同登科及他的助手耿尤祥先住西山八大处作协招待所，后住在炒豆胡同招待所商谈修改，四十多万字的稿子，大动起来，可不是轻易的。我们采取流水作业，交错进行。我每看完三五章，就送回给他，谈谈具体意见，出点主意让他进一步补充修改，小耿重抄一遍，这样到63年底，全部脱稿，出版社发排印本，广泛征求意见。由于我们共同认为农村****合作化是一场革命，故书名改为《风雷》。

陈登科1978年1月24日在《****》发表的《关于〈风雷〉的一封信》中也说：《风雷》是1958年冬开始动笔的，中间在合肥、蚌埠、黄山、濉溪等地断断续续地写，直到1960年5月底在宿县写成七十章(由于出版社来催稿，整理出六十章，作为**部交给中青社)。

江晓天还回忆道，《风雷》排印本除送安徽省委书记人手一册，还以出版社的名义，送了一份给国务院农办谭震林同志。他抗战期间，一直是我们新四军二师政委，争取谭老看看并写个序。那是*好不过的了，但后来得知，谭老太忙没时间看，我又想起曾在中央党校同学的姚力文同志，听说他59年毕业后，调中办给胡乔木同志当秘书，请他帮忙，争取乔木同志能看看。力文是位热心人，很愿意帮这个忙，他打电话告诉我，乔木同志到南方休养去了。他本人已调任刘少奇同志农业方面秘书。中办有个地区研究组，专门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成员多是任过多年地委书记的老同志，他可以请他们帮忙看看，要把《风雷》排印本寄三份给他。

几乎同时，登科给我来信，并附有安徽省委副书记陆学斌写给林默涵和邵荃麟的信，要求他们能看看稿子，提提意见。我请作协的张僖同志把陆的信分别转交他们二位，各附排印稿一本。默涵同志是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荃麟同志是作协党组书记，能请动他们看看，是难得的。荃麟同志看了并提出很好的意见。姚力文同志说地区组有三位同志也看了《风雷》排印本，这几位多年从事和研究农村工作的专家，一致肯定《风雷》，后来在正式出版之前，登科同志根据以上各方面的意见，又来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作了第二次修改。由于我很喜欢邓拓的书法、就请美编的一位副主任去信请邓拓题了字。于是，《风雷》(**部上、中、下三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5月出了**版9万册公开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