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拱与省立安徽大学早期发展

在**时期,由于战乱和地方经济窘迫,安徽大学的发展经历了艰辛和曲折的历程。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在一些主持安徽大学的皖籍学者和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下,安徽大学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在学术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化学家、教育家王星拱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一

王星拱,字抚五,1888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高河埠镇王家大屋(今马庙镇凌桥村)的一个清贫书香人家,父亲王厚棋,为清末秀才。他3岁即丧母,同胞兄妹4人,他排行第三。自幼因家境贫困曾就读于外祖父刘家私塾,勤奋好学,深得外祖父一家人的钟爱。1902年,考入不久前在安庆设立的安徽高等学堂。

安徽高等学堂前身为求是学堂,为巡抚邓华熙创办。1896年夏,前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升任安徽巡抚。由于深受维新思想影响,他于1896年底至1897年初连续三次奏请朝廷,要求在皖设立新式学堂,培养西学人才,终得清廷批准。1897年7月7日,《沪报》刊登消息,称“皖抚邓中丞近建中西学堂”。次年3月,求是学堂开学,邓华熙亲自担任学堂总办。今日学术界普遍认为,1897年创办的求是学堂是为后来的安徽大学之前身。

1901年9月,求是学堂更名为求是大学堂,其招生办法规定由全省各县选生申送,每县选送2名,合计100名,为正课生。另招120名附课生。1902年,求是大学堂又改称安徽高等学堂,在原敬敷书院另建新址,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展,学生扩至240人。在这一年,王星拱由怀宁县选派,并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被安徽高等学堂录取。

对于王星拱来说,十分庆幸的是他在安徽高等学堂学习后期,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应聘出任该校监督(相当于校长)。严复曾在欧洲留学,是近代中国*早宣传西方**思想的启蒙思想家,有**的教育理念,他赴任后推行以西学为主导的教育方针,积极引入西方的教育思想。严复关爱学生,尤其对才华**的学生更是关怀备至。此时正在安徽高等学堂学习的王星拱,因学习刻苦,才思敏捷,尤其是英文成绩**,多次得到严复先生的嘉奖。直到多年之后,王星拱还是对此津津乐道。原中山大学教授、**翻译家戴镏龄回忆说,他抗战期间在武汉大学外语系任职,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星拱时常对他们说起自己在安徽高等学堂学习的经历,称“先师几道(几道为严复字号)先生很夸奖我的英语”。

1907年,王星拱完成在安徽高等学堂学业,顺利毕业,并因学业优异,学部奖给贡生。1908年,安徽在全省招考**批公费留学生,他立即前去应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随后,他前往英伦,进入英国伦敦理工大学,主攻化学专业。

赴英留学期间,他结识了来自安徽同样研习化学、而且后来同样成为**安徽大学教授的丁绪贤,两人一见如故,交往密切。他们确信,只有科学能够拯救深陷苦难的祖国。本着这一信念,1912年前后,王星拱与丁绪贤等人在伦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

1916年,王星拱完成在英国的学业,获伦敦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已经离开祖国8年之久的王星拱急于报效祖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启程回国。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他就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邀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二院主任。他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赴京就任。

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王星拱遇见两位安徽怀宁老乡,他们是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的陈*秀和北大预科教授程演生,三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王星拱和陈*秀等教授一起,发起组织成立北京大学俱乐部,投身新文化运动。他参与《新青年》编辑与撰稿工作,发表了《科学的起源与效果》、《未有人类以前之生物》等一批在中国青年和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五四运动发生时,王星拱不顾危险,与高一涵、程演生等分头秘密散发由陈*秀、李大钊编印的《北京市民宣言》,以表达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王星拱深感国人科学常识和科学精神的缺乏,为响应蔡元培校长“融通文理”的号召,他为全校文科学生开设了《科学方法论》,内容包括科学方法和科学效果两大部分,受到北大学生和学术界的广泛好评。1920年,北京大学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讲稿整理正式出版。1921年,他翻译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哲学中的科学方法》,也被商务印书馆编入《罗素丛书》出版。

1923年至1925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辩论,辩论的主角是丁文江和张君劢,主题是科学是否对人生观有意义,史称“科玄论战”。王星拱积极参与这场思想界的大辩论,撰写《科学与人生观》一文,强调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并大声疾呼,中国的现实迫切需要科学。这篇文章在这场中国思想界的大辩论中产生巨大影响,以后,人们将这场辩论中的重要文章汇编成册出版,书名就叫《科学与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