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瑞敏到任正非

企业界柳总的话值得谨记，反省，自我修正呀!

改革开放到今天体制上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企业要小心。我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搞好。我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完了。我觉得，这也是让我能够顺利过关的一个重要原因。

企业家经常坐在一块的时候，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经常雄心万丈，觉得我们这个群体了不起，自己了不起。但我们做得*好的，*了不起的，也就20几年，30年的几乎一个没有。清末民初的时候，1900年前后，从张謇那一批一直到后来的军阀时期，再到解放初期，这批企业家的人数也不少。现在想想，除了一个人，其他的都没有善终，结果都不好。从历史长河来看，我们再怎么了不起，企业是不是以后长期的能继续下去，这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在我们那个年代很重要的，如何适应环境。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政策不时在变。一个企业如果把握不好这个度，很难生存。我基本能够适应环境好，有几个原因。**个，我这个年岁的人，经历过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从这点讲，我对改革开放，由衷的热爱。我一直很注意的看有关资料，**斗争是怎么过来的，很不容易。

改革开放以后，少数人先富起来了，我们就是受益人。我们真的肩上有责任，我们真得做好人。我很多同学，做了改革的成本，比如大学毕业以后分到三线去，到贵州去了，跟现在在北京的不能比。还有知青，有一部分能回来，有一部分不能回来。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怎么对得起成本，这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从这一点讲，我今天能站在这儿说话，有一定的因素，就是我要做好人。我举几个例子。

联想一开始科学院投了20万，我们自由组合、自负盈亏，后来进行股份制改造，员工们买了股份，成了股份制公司。每个股份制改造以前，在1988年，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是我和同伴用捣鬼的方式，而且国家没有任何法律阻止我们把它变成自己的公司。1989年我在香港办企业，看到很多的国内窗口公司，各个部分、各个地方都在香港设公司，做着做着就把客户的*拿走，变成香港人了。我没那么做。我一本正经的和我的同事，好好的走股份制改造的道路。*后我们走成了，我们自己也成了股东。虽然股份比例不那么大，但我已经很自豪了。做好人，很重要。

再讲一个做好人的例子。1988年中关村很多企业在做电脑，实际是要通过买走私的方式，买进东西去卖的。我们也不例外。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避开这个。整个国家，包括军队都在做企业，全部都是走私货品，但得有个度。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做电脑，干脆倒腾外汇、倒腾进出口批文，*起码我们那时候企业的几百人会发更大的财。但我没有，我一直致力于做自有品牌电脑，一直没有动摇。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想为社会做贡献，想为改革开放做贡献。这是真心话。虽然是表扬自己，但说的是真的。

改革开放到今天体制上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企业要小心。我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搞好。我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完了。我觉得，这也是让我能够顺利过关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观那些企业失败的案例，不能适应环境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企业管理

日前，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据说书名拟叫《**与孤*》，华为轮值CEO徐直军认为这个书名太虚，“华为哪里够得上**，能不垮掉就不错了”，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书名。华为人的谦逊与坦荡，让人感佩。

说到华为，很容易联想到海尔，不是二者相似，而是二者相异。

今天的海尔和华为

海尔也是中国**的企业。2011年，海尔集团实现营收1509亿元，利税122亿元，净利75.2亿元，“中国家电老大”地位暂时无人撼动。这一年，华为实现营收2039亿元，营业利润185.82亿元，净利润116.47亿元。

2002年，中**销界曾经热烈讨论过中国企业到底“应该高调如海尔，还是低调如华为”，当时的争论并未形成*后统一的结论。但是今天，人们应该有了答案。

资料显示，2002年，海尔集团实现营收720亿元，而当年华为是221亿元，二者相差500亿元之巨。有意思的是，2011年二者同样相差500亿元，但是，位次已经颠倒过来。

然而，华为真正为人称道的，并非其营业收入有多高，而是其透明的管理方式。虽然非上市公司，华为定期发布业绩报告。在中国，这样的企业仅此一家。

而海尔要不透明的多。比如，海尔宣称“全球白电**品牌”，但其白电业务(青岛海尔，600690)2012年营业收入只有715亿元，净利润约28.6亿元，两项指标均不及格力电器(2011年，格力电器实现营收835亿元，净利润52亿元)。

张瑞敏和任正非，两个类型的企业家

将海尔和华为相比是有趣的，将张瑞敏和任正非对比也是有趣的。

张瑞敏擅长理论建构，从“激活休克鱼”到“斜坡理论”，从“日清日结”到“人单合一”，张瑞敏始终站在中国企业管理的*前沿。

而理论显然不是任正非的长项。止于目前，人们尚未看到任正非有什么像样的理论出笼，也没听过华为有什么经验录入哈佛商学院教材。

如果说任正非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我估计99%的人会想起那篇近乎危言耸听的《华为的冬天》。

“华为没有成功，只有成长”，任正非的话让人想起比尔.盖茨“微软离倒闭永远只有18个月”。

任正非甚至不是CCTV年度经济人物，虽然在大多数人看来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这一荣誉。

任正非经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总是躲着媒体。他还说过一句话：我没什么本事，所以把CEO的位置让给大家来坐(华为*创了CEO轮值制度)。张瑞敏则相反，在海尔，张瑞敏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海尔政教合一的领袖，高大得犹如一尊神。

人们曾这样问：离开了张瑞敏的海尔能走多远?而人们无需这样问华为。

在人们看来，任正非早就解决了交接班的问题，CEO“轮值”制度确保接班人不再成为华为的隐忧。

张瑞敏和任正非分属两个类型的企业家。张瑞敏更愿意向公众传递海尔的正能量，而任正非则警醒华为人要看到危机。不同的视角，折射出企业领导人价值观的差异。很难想象《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如果换成《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海尔》，会是什么样子。

在家电圈子里，人们一直认为海尔的业绩有很大水分。曾经有人公开质疑海尔自诩“全球白电**”的依据是什么，海尔并未给予回应。但是，从来没有人质疑华为的业绩有水分。

中国更需要张瑞敏还是任正非?

企业家*可贵的品质是什么?换言之，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人们习惯性地将企业经营者统称为“企业家”，实际上这些人更大的比例是商人、生意人而非企业家。须知，并非所有的企业经营者都可以称为“企业家”。“企业家”是有标准的，那就是远见性、战略性、规划性，他给企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营业收入及品牌价值，还有观念、文化与制度。我们常说要做“百年企业”，事实上，大多数企业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百年企业，因为这些企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企业机制做支撑，也未建立核心技术竞争力做保障。而这一切，和有一个什么样的老板息息相关。

真正的企业家，不是看他给企业的今天带来了什么，而是看他为企业的明天准备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与国际企业相比，华为已经具备了国际企业基因，那就是日渐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及全球品牌影响力;与华为相比，海尔技术与品牌都要逊色得多。

任正非对华为的*大贡献，莫过于他为华为建立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确保华为在未来若干年内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上。而张瑞敏更像一尊高大的神，弥漫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时至今日，海尔依然未建立基于品牌与研发基础之上的全球竞争力，这个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海尔国际化多年却始终难有大的突破。张瑞敏为海尔描绘了一个漂亮的蓝图，却没有为海尔找到奔向蓝图的通道。

有问题。很多企业对现有的业务做得不错，但它不能很科学的制订战略。当前做得好，要考虑以后会怎样。以后行业发生变化，环境发生变化，有些企业扛不住就死了。

企业怎么能活下来，我觉得还是要认真研究企业管理。怎么制订战略，怎么好好的执行战略;怎么培养人，培养谁。你的员工不爱打仗，没有积极性，不会打仗，没有能力，组织架构都不合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好好研究的。大风浪来了，谁的能力强，谁就能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