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发展与都市的繁荣

徽商的发展与都市的繁荣

 历史上徽商足迹几遍宇内，对促进沿江区域市镇的兴起与繁荣，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知道，沿江区域一些较为出名的市镇，大多兴起于明成化、弘*年间(公元1465—1505年)，而勃兴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公元1522~1620年)，这一时期，也就是徽商特别是盐商获得长足发展的**时代。这里不妨引用一些史料来说明徽商在促进都市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
    唐宋间的江苏扬州，是江南较为繁华的都市之一。明清时期，这里跃为以盐务为主的商业中心。正如《两淮盐法志·杂记》中所云：“维扬**一大都会也，舟车之辐辏，商贾之萃居，而盐荚之利，南暨荆襄，北通漳、洛、河，济之境，资其生者，用以富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萃居”维扬而牟“盐荚之利”的商贾，主要的不是指其他的商团，而是指徽商。万历《扬州府志》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说：“内商多徽歙及山、陕之寓藉淮扬者。”再据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记载统计：自明嘉靖至清乾隆间，在扬州的**客籍商人共有80名，其中徽商就占60名。难怪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9中说：“徽人在扬州*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中华两千年史》的作者邓之诚也说：“扬州盐商至万历之后，日见兴盛，皆徽州人也!”
    明清时寓居扬州的徽商，以歙县人居多，—般被称之为“盐商派”。他们人数众多，财雄势大。万历《歙县志》“食货”篇中说：“邑之盐荚祭酒而甲**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连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歙县志》“风土”篇中进而指出：明清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籍商人有江、吴、黄、程、汪、徐、郑、许、曹、宋、鲍、叶等12姓人。在两淮盐政八总商中，歙人“恒占其四”。
    居扬徽商在服饰食用方面，确实是挥霍无度，同于王侯。在购园建宅、设置书院、举办诗文会(馆)，藏版刻书，以及营建戏馆等娱乐场所方面，他们也是不惜*资，所费动辄数十万。特别要提到的是，扬州素以园亭之盛甲江南，而这与居扬徽商的大规模投资分不开。我们知道，当年乾隆南巡时，扬州是主要落脚点。在乾隆来扬州之先，徽商便大兴土木，“兴宫室，建园池，营台榭，屋宇相连，矗似长云。”如徽籍盐商*头汪石公妻汪太太，在乾隆来扬州前数月，便与盐商“择荒地数百亩，仿杭之西湖风景，建筑亭台园榭，以供御览”。乾隆抵扬州前**，汪太太见亭台园榭之旁还少一方池，于是又“*出数万金，夜集工匠，赶造仙池一方，池成而翌日驾至，高宗(即乾隆)大赞赏”。
    明清时居扬徽商促进了扬州在经济、文化、教育、市镇及园林建设诸方面进一步繁荣。清人孔尚任说“东南繁华扬州起”，扬州在东南**繁华，徽商是尽了大力的。
徽商以*盐业为“大者”而“藏镪**”，促进了都市的繁荣，这主要是明中叶至道光年间的事情。然而，徽商所经营的项目中资格*老、时间*久、对繁荣都市影响*大的，还是茶叶、木材、典当、银号、“文房四宝”诸项目。
    徽州茶商，至少在唐代就已出现。唐人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提到：当时祁门县“业于茶者七、八”，“给衣食，供赋悉恃此。”宋代，徽州产茶地及品种增多，茶商更为活跃。明清时期，徽州茶商在商界名声很大，“祁红”、“屯绿”闻名**，国内一些大的市镇几乎都有徽州人开的茶庄。
    徽州木商，在宋代已十分活跃，宋室迁都临安(杭州)之后，大兴土木，其中很大一部分木材是由徽商贩运去的。宋时在徽州任司户参军的范成大在《骖鸾集》中记载说：休宁人“多以种杉(木)为业”，杉木“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明代，京都皇木多由东南各省承办，徽州木商乃居其中大头。
    典当商在徽商中也占不小的比例。如，明万历年间，仅河南一地就有徽商汪克等人开的当铺213家。明崇祯年间，休宁人汪箕在京都设“典铺数十处”。
    徽商中的金融商也为数不少，较出名的要数清代绩溪人胡光墉。他*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在内地各省设“阜康号”银号，并经营中药、丝茶，积资数万元。
    徽墨、歙砚素负盛名，故徽商中的文具商也是资格老、生意兴隆的。就拿墨商中的“胡开文”派来说，自同*、光绪年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末近百年中，国内至少半数以上省城有“胡开文”墨坊、门市部。
    “商业依赖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小编相信大凡较为繁华的城市只要有微商的加入都会能很大程度上增加它的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