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教育家陶行知的政治生涯

  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的陶行知不仅全身投入教育领域还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局面。他的伟大不仅表现在教育领域也体现在他的**生涯里。

　 1930年春，晓庄师范师生为**英商和记洋行工人被殴，举行****。时值蒋冯大战，因陶行知与冯玉祥有私交，***断定晓庄事件是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怒令关闭晓庄师范并通缉校长，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通缉解除，过了一年陶行知才回到上海，从此更立志反抗***的*裁统*。在沪期间，陶行知经黄炎培举荐被聘任为国内有名的《申报》的顾问，曾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当时，***以“剿共”之名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苏区，陶行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语惊天下地指出：“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所造成”。国民党当局很快查明这些文章出自陶行知之手，***大发雷霆，批示：“申报禁止邮递”。为申报馆的生存计，总经理史量才忍气吞声，表示今后不再续登陶行知的文章，***方解除禁令。 　
　1936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陶行知正出访国外。面对外患日深和国内的黑暗统*，陶行知感到不能只坐在校园书斋。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担任了救国会的“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26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途经香港时，他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宣言震动国内外，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出访期间，国内发生国民党政府逮捕救国会领袖的“七君子事件”，陶行知又一次被通缉。沈钧儒后来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变成“八君子之狱”了。 　　
　　在争取民主并为群众争取教育权利的长期奋斗中，陶行知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在思想日益一致的基础上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出访欧洲期间，陶行知曾三次拜谒马克思墓，并赋诗曰：“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在下”。他在重庆主办育才学校时，又邀请邓颖超对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作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投入反内战、反*裁、争民主的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民主人士的堡垒。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三个月后传来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陶行知闻讯异常激愤，到处演讲谴责。当社会上传说特务已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时，周恩来派秘书陈家康去报警，要他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陶行知当即毅然表示：“我等着第三枪！”他还给育才师生留下了一封信，发出“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的铮铮誓言。 　　
　　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突然去世。惊悉噩耗后周恩来匆忙赶到，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许多民主人士猜测这可能又是特务暗害，经沈钧儒行医的儿子诊断判明还属因脑溢血病亡。不过，听说***得知这一眼中钉除去曾窃喜不已。去世当日下午，周恩来便向延安发电评价：“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时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