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契约中的法律精神

徽州民间大量文书的发现，成为徽学研究突破的基础。而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契约性(合同)文书，渗透出的种种法律精神，反映了徽州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近五**来，契约在徽州人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由契约而建立起来的良好秩序，确实对徽州社会的稳定，财产流转的活跃，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民间矛盾的化解，起到了意义深远的作用。徽州人这种超前的法律契约观，无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而有趣的思考课题。

要揭开徽州人契约中的法律精神，得从民间流传的“恐口无凭，立字为据”的民谚说起。明清时期，是徽商鼎盛时期。徽州地方风俗在徽商的助推下，产生了深刻而沉甸的变化。新安理学，一方面训化了徽州人崇文重理的风尚，同时也提升了徽文化的理性思维，培养了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为契约意识的普及和提高，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也为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提供了技巧上的可能。

在对外交易实践中，作为商业诚信理念的补充，契约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和不可替代性。这种直观和快节奏，无疑使传统习惯发生了动摇，促使了一部分商人**摒弃了“口说”之凭，达成了“立字为据”的共识。在经商实践的摔打中，徽州人*先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了先进的法律理念，懂得了契约文书在与商业伙伴共处及“生意买卖”中的重要性。徽州商人的这种斯文与理性的融合，直接营造了一个感性的法律空间，也感染传播给了其它徽州人。徽州人除了讲究诚信之外，在交易过程和处理重要财产问题中使用文书契约，便成为一种良好的传统习惯。生活物品的交换，财产相互流转，生命消长中“家产”的重新分配，祠产管理中的增减，都体现了一种社会文明。“恐口无凭，立字为据”，被当作解决纷争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有的甚至被写入族规家训。这，正是徽州人观念突破、超越旧俗的过人之处。

当然，这也离不开儒贾们的理性引导与**。尽管此时封建法律残而不全，而且很少有规范民商法律关系方面的规定，但由于徽州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客观上，徽州人对民商法律的需求也被迫向前跨了一大步。徽商们对经济行为中法律作用的认识，让我们感到震惊。契约中朴素的自我约束精神，为徽州人打开了一个理性的法律视野。这些契约文书，名目繁多，内容以财产权和流转处分为主，涉及财产继承、田地租赁买卖、族(祖)产管理、相邻关系、*粮借贷、店铺转让、物品典当等，名称有合同、阄书、文书、议约、契证、协约，文字格式规范。从数量颇多的契约看，民间尤其看重土地“私下”流转契约的制作。奇怪的是，这种私下土地买卖契约，每一次改朝换代中都得到了“官府”的验证承认。这也是徽州民间信守契约精神的主要原因所在。笔者见到的乾隆、咸丰、同*、光绪年代一些田地转让**出当文书，发现在原契约上都同时盖有****的验证印鉴。这种验证行为，给了民间旧契约以法律效力，**了文书确权效力上的连续性，避免了民间习俗受到冲击而发生根本性动摇。

产生契约文化现象，有着复杂的人文背景。与其它区域不同，徽州人大宗族小家庭的结构，在聚合众多财产的同时，也必然加速**的耗散节奏。在农业社会，家族的兴旺是与人丁众多分不开的。而子孙的众多也就意味着个体家庭财产有一个递减过程。随着核心家庭的不断分化*立，大家族不断崩裂失散，分家析产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为了让族长祠董执事对财产处置得当，让前辈们生前对家产作出的分配死后能得到顺利执行，书面文书便成为一种可靠的标志。先祖们聚产的目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不致于贫困潦倒。但“创业容易守业难”，*终免不了“树倒猢狲散”，扭转不了家产族产的折拼重组，暴发不可调和矛盾也就在所难免。而防止和减少这种矛盾发生的**办法，是信守契约中的“白纸黑字”。

徽商资金流转过程是一个复杂过程，由此而引发的法律问题必然增多。另一方面，徽州人口迁徙频繁，对财产所作的文字记载，是*简捷*理智的办法。徽州的土地制度比较复杂。考察徽商积累的商业资本出路，很大一部分是流向了封建性的渠道，即被用来购买老家的土地，或用于宗族的公益消费。到后来，村落中的大量土地都集中到了宗族的名下。松散的宗族架子，使土地统一管理功能软化。宗族人口的膨胀和变化，使得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下，土地实际操纵的主人也在频繁变动。土地使用权主人的置换更迭，需要法律精神的支撑，契约的作用便更加凸现。徽商聚资合股规范需要法律化。

众多的徽商筹资和商业活动记录，是各种规范契约的前身。从史料所知，徽商大致有三种投资方式：*资，承揽(承包)，股份合作。在资金筹集渠道上，有自出和借贷两种。*初，徽商的店铺大多是实行股份制。一方面是资金短缺造成。另一方面也是老板为了激励伙计，给予适当的股份，以增加企业的活力和生气。这些商业运作，显然离不开契约的约束。一些史籍认为，徽州人自古有“好争讼”的怪僻。无论什么都力求讲一个“理”字。而“理”从何来，这就养成了证据意识。徽州人懂得，契约是一种*为完整*有说服力的书面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