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必破”口号是不正常的

过去是“重破案，轻保护”，特别是搞“严打”时，还会有“限期破案”、“命案必破”这样的口号。另外还有破案业绩的考核，破案以后就奖励，案件还没定，“**”的称号就给了，这也是不正常的。一个案件，公安讲破案不算数，案件*后判刑才算是破了，至少要以**判决生效为标准。

今天，备受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案犯罪嫌疑人赵志红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受审。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先生。

冤假错案产生的五大原因

中国青年报：从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浙江张氏叔侄案到刚刚获得无罪判决的呼格吉勒图案，以及将由山东高院复查的聂树斌案，长期以来，冤假错案一直备受**关注。在您看来，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陈光中：从典型的冤案来看，总体来说，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五个方面。

**是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和**的破案压力有直接关系。从绝大多数**的案件来看，没有一个案件不用刑讯逼供，特别是凶杀和**犯罪的命案。比如念斌案，对刑讯逼供就有具体的描绘。此外还有威胁，也是用得比较广的，当事人不承认，于是用他的家属来威胁。

第二是公安、检察院、**三机关的关系不正常。三机关的分工本来是互相制约的，但往往变得分工混淆，制约不足，甚至没有制约。比如某些案件是由**协调的，一协调，三机关就等于联合判案，只讲配合，不讲制约。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就是这样。

第三，是证据分析上，往往重口供不重实物证据，没有在证明标准的掌握上从严把握，而是在理念上“重打击，轻保护”，把证明标准降低了。比如明明有矛盾，但认为可能性比较大，就当做证据充分了。但对于冤假错案，我们的要求是零容忍，强调案件应该查明事实真相。所以，一定要看看自己的判断符不符合客观真相，才能做到*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

第四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司法部门，包括**在内，在证明标准的掌握上，并没有坚决贯彻“疑罪从无”，而是“疑罪从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能够**不错杀，但是不**不错判、不冤枉。所以会出现赵作海案这样的情况，判有罪，但不杀头。这个问题也是很严重的。

从理念上讲，疑罪从无确实有放纵犯罪的风险。案件办到*后，证据不可能更多，但案件还是没搞清楚，有疑点。这种情况下，兼顾已经不可能，要么就是放纵，要么就是冤枉，两者只有一种选择。因为不是每个案件都能查明事实真相，到这个地步，就得执行“疑罪从无”的要求。但如果我们的司法部门下不了决心，*终的结果就是“疑罪从轻”。

第五是律师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办案人员不尊重律师，不注意听取律师的意见，一些律师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在纠正这些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律师功不可没。办案人员一定要注意听取律师的不同声音，看他们是否指出了办案的漏洞。

中国青年报：“限期破案”、“命案必破”这样的口号有没有问题?

陈光中：过去是“重破案，轻保护”，特别是搞“严打”时，还会有“限期破案”、“命案必破”这样的口号。另外还有破案业绩的考核，破案以后就奖励，案件还没定，“**”的称号就给了，这也是不正常的。一个案件，公安讲破案不算数，案件*后判刑才算是破了，至少要以**判决生效为标准。你这边说破案了，公开发布新闻，大肆表彰，但我**还没有审呢!这样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给**也带来压力，这也是冤案的原因。

冤假错案的纠正，难在何处

中国青年报：对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法》及其一整套刑事司法制度，发挥作用了吗?

陈光中：有制度问题。比如刑讯逼供，这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已经严禁，《刑法》也规定这是犯罪，但是制度不完善，没有采取具体措施来防范刑讯逼供，因此禁而不止。

1996年，我们规定了“疑罪从无”，2012年再修改，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完善。比如，对刑讯逼供采取组合拳的防范措施，人抓起来后，要及时送到看守所，审讯要录音、录像等。再比如，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完善错案纠正机制等。但完善之后，在刑讯逼供的问题上，还是有漏洞。比方说，在看守所里刑讯逼供比较难，有时候就会利用去现场找凶器、找证据、现场辨认等机会，以种种名义把犯罪嫌疑人调出去，在外面搞刑讯逼供。一旦离开看守所，不用录音、录像，又是面对面的接触，就很容易搞刑讯逼供。

应该这么讲，制度再完善，也不可能完善到天衣无缝。人如果想钻制度的空子，制度永远有空子可钻。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关键是制度的完善，加上人的思想意识的转变。

中国青年报：应当被纠错的冤假错案都有哪些类型?

陈光中：目前，我们要纠正的情况大概有四类。

**类是“真凶再现”。呼格吉勒图案就是*典型的。聂树斌案还没有结果，但也可以说是发现了“真凶”。

第二类是“亡者归来”，被杀的人活着回来，被发现了，冤案也就铁板钉钉。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就是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这两类，纠正起来还比较好办。

第三类是判决还没生效，还不是典型的冤案，但就是上上下下在拖，一拖好多年。比如李怀亮案、念斌案，都属于判决未生效。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不是冤案，还没有把无罪的人变成有罪的人，但他也是受冤好多年了。这个纠正起来，责任相对小一点，但是也有责任，比如刑讯逼供。这两年纠正的冤假错案主要是这三类。

第四类，是判决已生效，没有发现真凶，也没有亡者归来，但当事人提出证据不足，一直申诉的案件。这种情况，现在纠正起来难度比较大，目前的重点也没有放在这。有的是判完刑了再申诉，有的是在牢里不断申诉。

目前，这方面典型的纠正案例我还没有看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类案件中，也有一部分是冤假错案。对于这类案件，我们的司法机关也应该认真负责，主动审查，组织力量逐步展开调查，看看是不是这些证据确实有矛盾，是否能排除合理怀疑，是否存在冤案的可能。

中国青年报：冤假错案的纠正，难在何处?

陈光中：错案纠正难，跟观念上怕放纵罪犯有关，但这不是*主要的因素。*主要的，还是在纠正以后，会发生对侦查人员、起诉人员、审判人员的追责问题。特别是侦查环节上办案人员的责任问题，怕剥夺他已经获得的奖励，怕影响他的前程，甚至怕追究他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有些**干部不直接办案，也没有直接责任，但还是会考虑后果问题，本单位出现了一个没办好的案件怎么办?所以，为什么呼格吉勒图案已经出现了真凶，还是长期压在那儿动不了，主要阻力就在这里。

中国青年报：对于办错案的办案人员，该如何追究其法律责任?

陈光中：追究责任要实事求是，既不能不追究，也不能乱追究。要以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法律制度为标准。

其中，有两种情况，办案人员的责任应该被追究。一种是法律明明有规定，你还去犯的，这是徇私枉法。还有一种，是职务上疏忽大意，极端不负责任，不认真办案，这种情况也要追究。但要注意的是，追究责任也应该是依法办事，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否则，造成我们的办案人员什么案件都不敢办，也是不合适的。

十八大以来，对冤假错案的底线就是“零容忍”

中国青年报：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某起刑事案件已经终结，当事人已经接受判决，甚至已被执行死刑，之后又有真凶再现，称自己才是该案的凶手，那么，此前已经审理终结并执行的案件，将如何处理?

陈光中：我认为，要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对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负责，应该尽快重新调查。但现实中会有种种考虑。特别是当年的办案人员，现在可能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了。例如呼格案就很明显，当年办案的组长现在已经提升到了当地的公安局副局长。其他的办案小组成员，也大大小小都是个官，除了退休的老人外，大都提拔到了一定的**岗位，就会形成阻力。

十八大以来，强调冤案纠正，对冤假错案的底线就是“零容忍”。要让每一个公民感受到每一起司法案件的公平正义。

中国青年报：对于冤案纠错“能拖就拖”的问题，是否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陈光中：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刚性的规定。法律上没有，司法解释中也没有。我认为，现在结合呼格案，在制度上应该有个规定。比如发现真凶，或者说发现明显的矛盾了，就应该有个限期去启动调查，不能拖那么久。呼格案确实拖得太久，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中国青年报：对于“真凶”，又该如何对待?

陈光中：赵志红虽然自己承认是真凶，但还应该要有别的证据，特别是要与当时勘验现场、法医对被害人尸体的鉴定等综合材料相结合。只有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就不能定罪;细节搞不清楚，就不能妄下定论。即便他别的罪够得上死刑了，这个罪不清楚，也不能判。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能够判定他是真凶，才能说他是真凶。

中国青年报：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疑罪从无”到现在，您认为在社会认知上，近20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光中：
“疑罪从无”包含着放纵犯罪的风险，这个风险是由国家来承担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疑罪从无”，也是经过反复讨论争论、认知不一致、到*后下决心加上的。写上已经不容易，贯彻就更难。

经过这些年逐步的变化，“疑罪从无”实际上往往演变成“疑罪从轻”，司法机关在犹豫，打折扣地贯彻，现在，又坚决地回归到“疑罪从无”，应该说是理念的进步，也是司法的进步。